沉重的Amsterdam

走到Anne Frank House－一個帶沉重歷史之地，一個我想哭的地方。

簡說屋子背後之一二，Anne Frank 一家本居於德國，二戰因其猶太人身份而被迫遷到荷蘭，這所屋子正是二戰結束前兩年，她一家所身藏的密室，她的故事舉世知名，是因為她所寫的日記在她死後被大量印刷，令外界得以透過一個小女孩最後的筆觸，窺見猶太人當時驚慄偷生的歲月，可悲是一家被出賣，密室被揭發後全家被送往集中營，就在二戰結束前一周，Anne Frank因病去世，父親卻僥倖生還，重返「人間」後將女兒日記送赴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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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學時已看過Anne Frank Diary這本書，當時年幼，沒有看懂，只嫌文筆太平實，沒有趣味，印象深刻是因為周六的圖書課，老師總以同學的英文姓氏排序借書，心裡總是埋怨，每次到座號40號的我走到圖書角時，面對架上寥寥幾本書，只能看乏人問津的書，沒想不到這書那樣具意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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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人最難忘的，是小女孩對前路滿是憧憬，她在日記裡寫著，希望將來戰爭結束後，可當一個作家，或是記者，她身處死亡邊緣卻不自知，密室內的日記，今天印刷成逾60種語言流通至世界各國，她天真無邪的心聲，揭發了當時歷史的黑暗，刻下警世烙印，令人稍得安慰，是她兩個夢想終究達成了，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在這個博物館附近，豎有Anne Frank銅像，看見一大群日本學童，相信是歐洲團吧，輕奮地爭相貼近銅像拍照，那刻很想知道，到底他們在了解歐洲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的種種遭遇時，有沒有想起過日本在二戰造成的傷害？

不說不知，由於荷蘭人曾是印尼宗主國，日本侵略亞洲期間，他們亦曾受其苦，一些荷蘭人更被運往Burma（緬甸），所以姨丈一家，對日本侵略之狠毒也有所聞，他說，德國人是一個很重視guilt（罪疚感）的民族，所以戰爭後很能認錯，因為他們認為人最重要是會認錯，但日本強調pride（驕傲感），兩種截然不同的民族個性，自然對戰敗有反應不同。

後來又到了一座葡萄牙式的synagogue （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宗教場所），從那裡得知，自14-15世紀起，來自西班牙、葡萄牙的猶太人早受排擠，多遷徙至荷蘭，因而這裡有一個Jewish Quarter，我沒有來得及仔細了解，只去了這個Synagogue，但由此更感到，荷蘭其包涵和開放的接納度。